冯仑有很多身份，正如他告诉你的那样：房地产大亨、率性的学者、通权达变的商人、被称为“大哥”的商业领袖、商界思想家、黄段子传播者，以及新近才获得的“畅销书作家”……

　　总而言之，除了时间之外，你很难发现他缺乏什么。

　　媒体喜欢冯仑强大的表述能力和自嘲精神，他们觉得他是个“真人”；公众喜欢他的信口开河和满嘴段子，觉得他值得亲近；同行们则喜欢他的通情达理，知道与他交往没有风险，也没什么压力。

　　万科的王石，与他惺惺相惜的一个企业家，说“冯仑这个人，聪明绝顶，侠义肝肠。嬉笑怒骂皆文章，百计千心成万通”。这个评价代表了很多企业家对冯仑的认知。

　　但是财富形成的光环还是会将冯仑包围起来，使他远离清晰，直到变成一尊“真神”。当越来越多的名号、案例和传闻将冯仑变成一张脸谱的时候，他即使使劲挣扎，也很难还原自己最真实的身份——一个大时代的小访客。

　　两个爹

　　有为数不多的人拥有冯仑一样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。

　　冯仑生于1959年的西安，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企业工会负责人的儿子。冯仑很小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阅读、写作和画画。除此之外，父亲还给予了他一笔特殊的财富——他为他提供了介绍信，使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中能够肆无忌惮地出入资料馆，翻阅各种“供批判用”的禁书。在一个信息封闭的年代里，他无意当中成为了掌握信息财富的“暴发户”。

　　冯仑1982年从西北大学毕业后，考入中央党校读硕士。他的导师叫马鸿模，被冯仑称为“一个有文化的土匪”的传奇人物。

　　冯仑第一次见到马鸿模的时候，他面前是一个留着光头，身着一袭黑衣，叼着根粗雪茄的老头儿。他们后来成为忘年交，再后来这个出入过生死的人变成了冯仑的“干爹”。冯仑继承了他的衣钵，也继承了他强悍的人生和性格，南方一家杂志形容的“一种既有知识分子的逻辑与理性，又混杂着土匪气质的复杂人格”。

　　老头儿过世之后，冯仑把他放在了自己的皮夹当中；跟他在一起的，还有一张阿拉法特的照片。

　　冯仑在中央党校除了得到马鸿模的垂青外，还获得了空前的阅读机会。大量的鲜活信息使他看到了一个与传说中完全不同的世界，也使他发现历史有着“伟大的阴面”。他意识到，在历史的过程中还有真实的是非是他所不知道的；他开始颠覆自己以往对是非的认识；他开始相信“历史永远没有真相”。

　　带着全新的是非观和零乱的价值观，冯仑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。他先是变成一个教师，接着又变成了中宣部和国家体改委的官员。有一天，他厌倦了那种生活，那种生活也厌倦了他，于是他(只好)开始学习如何成为商人。

　　一个人

　　在与牟其中见面之前，冯仑对这个传奇人物早已如雷贯耳。那时候牟其中是中国商业界的领袖、大佬，他用想像力为自己赢得了印刷术和无线电波的关照，使自己成为时代的英雄和偶像。

　　1989年的一个偶然机会，冯仑去了牟其中的南德公司。他在那里晃荡了三年，牟其中先是委任他为“政务秘书”，后来又委任他为《南德视界》主编，再后来冯仑变成了“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”，成为南德王国中最为显赫的“封疆大吏”。

　　在耳闻目睹了牟其中管理公司的江湖路数之后，冯仑绝望了。找了个机会，他没有向牟其中告别，偷偷摸摸地离开了南德。他就这样与牟其中结下了“梁子”，牟其中坚定地认为冯仑的离开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背叛和逃跑；后来因为南德的人老往万通跑，他们的“梁子”就越结越深，先是牟其中见面不搭理冯仑，接着是冯仑发狠放话说“活着就不要见了”。

　　再后来牟其中进了大狱，冯仑和王石曾一起去武汉探望了牟其中。“这违背了我‘活着不见面’的赌气誓言，但时过境迁，心境不一样了。”他说。

　　牟其中对冯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，这些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。冯仑后来说，他开始创办万通多少有一点商业的经验，一个重要背景是跟着牟其中耳濡目染知道了一些生意上的事。

　　六条汉子

　　1991年6月，冯仑、王功权、刘军、易小迪、王启富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，后来又加入了潘石屹。他们以兄弟相称，等到他们分家析产各自成为“老大”之后，人们称呼这个群体叫“万通六兄弟”。

　　“六兄弟”创办公司的时候都是穷光蛋，有人开玩笑称他们为“光猪六壮士”似乎更为妥帖。他们根据各自的情况借了一些钱，才把公司运转起来。

　　冯仑他们最初确定股权，采用的是“座有序，利无别”的“梁山模式”。他们把公司平分成了6份。但是在座次上，王功权和冯仑排在了前列。冯仑有一次在电视节目上画了一张图表，将自己和王功权放在了最顶层，他说他之所以成为“大哥”，纯属年长，有过从政和从商的经验而已。

　　在王功权和冯仑的运作下，万通很快赚取了自己的“第一桶金”。

　　那时候冯仑他们找到了一个8栋别墅的项目，可是他们没钱去做。冯仑就出面跟一家投资公司谈。

　　冯仑向对方描述一种全新的房地产经营模式，说是用很少的钱，就可以做很大的项目。他用这个来诱惑人家。啰嗦老半天，他其实只为了说一句话：“这一单，我出1300万，你出500万。我们一起做，你干不干？”

　　对方禁不住诱惑，就答应了。等投资人验完了他们的“成色”后，冯仑蹬了辆破自行车去亚运村和对方签了协议。

　　冯仑他们用这500万现金作为抵押，从银行贷出了1300万。他们又用这1800万买进了8套别墅，包装之后高价卖了出去，前前后后赚了三百来万。

　　这就是万通的“第一桶金”。在得到它之前，万通的账上只有三万块钱。

　　从此之后，万通开始了自己的真实故事。它在混乱中寻找自己的秩序，在昏暗中探求自己的光亮。六兄弟意气风发、野心勃勃。

　　可是万通尽管充满了活力，却生长在畸形的土壤当中。1990年代初的海南没有游戏规则，更不讲求商业伦理。人们只是匆匆地来到这里，拿走或者丢下属于自己的钱，然后从哪里来又回到了哪里。在那些伤痕累累的过客当中，有一个叫李书福的，还有一个叫王文京的，今天都已成为显赫的名字。

　　冯仑他们也是这样。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跟人做生意、谈合作，一切只能跟别人学。他们要学习出入夜总会，并且在那里达成君子协定。他们还得学习如何拿回扣，如何与混乱的世道周旋和妥协。他们得学习并且应用一切江湖的模式，并使自己充满了土匪气概，然后在江湖当中，野蛮生长起来。

　　可是江湖当中，谁也无法使自己成为永恒的胜利者。有一次万通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，赚了5000多万，后来买方出事了，不认账。“他们反过来咬我们一口，说我们有问题，想让我们把钱退给他。相关部门立案了，有大领导批示封我们的账，功权在海南很难决定妥协不妥协。其他人都觉得我们没犯法，但功权判断危险非常大，有可能会被置于死地。最后功权含着泪，掐了电话不听我们的，答应人家签一个城下之盟。”

　　王功权在海南面临的真实是：对方最后在夜总会包厢里，用枪指着他的脑袋，逼迫撕毁合同；不但要求退钱，还要支付给他们26%的利息。后来万通又买回了这块地，前前后后搭进去了差不多一个亿。

　　然而江湖时代终究要被时间淘汰，一切都将成为过往，海南留给“万通六兄弟”的，即使是呼啸聚义的兴奋，也终究会沉淀成往事。

　　2005年的时候，北京一家杂志问冯仑：“在海南你除了收获资本，还收获了什么？”冯仑说：“那多了，包括一颗破碎的心……海南不相信眼泪，不承认过去，大家都这样，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，没钱了就去蒙，这吃一口，那吃一口，人都没有身份感了。”

　　多年以后冯仑感慨道：“以前我看到在海南有很多朋友之间是砍砍杀杀的，这是江湖规则，这都是要过去的。”

　　与江湖规则一起被翻过的还包括海南往事。冯仑他们很快便发现，真正值得他们拥有和珍惜的地方叫做北京；北京使万通成为了真正的万通，也使冯仑成就为了今天的冯仑。

　六个老大

　　1992年，万通开始在阜成门开发万通新世界广场。此后不久那个名叫“农高投”的皮包公司开始蜕变。

　　“1993年我们完成产权的改革，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变成万通集团公司，成立新董事会，这次我就是董事长、法人代表，当时总资产有一亿多，也有负债。我们成立常务董事会，决策时一人一票，所有大事都得一致通过才能办，每个合伙人都有否决权。”

　　“六兄弟”的聚义也开始蜕变。他们之间开始出现观念上的差异、理解上的分歧以及对未来人生的不同设计。终于坐上“老大”交椅的冯仑发现，“梁山模式”已经成为万通的致命伤。

　　兄弟情感横亘在他的面前，“前进无路，后退遗憾”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当下的困局。

　　“那时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，潘石屹住楼下，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、等待着，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，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。”

　　可是再“大逆不道”的事情也需要有人去做，尤其需要“老大”跳出来挥手号召。一开始冯仑不知道该怎么跳，后来机缘巧合中冯仑他们“知道了商人规则，找到了合理改造组织、解决分歧的办法”，分家就成了荒野中惟一的出路。

　　当冯仑诞生“以江湖方式进入，以商人方式退出”的念头时，他想起1993年年初他们几个去拜访当时已经成为地产“大佬”的王石。“(王石)质疑我们的理想主义激情，建议我们想清楚，我们6个人合作，究竟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还是理想基础上。我们当时比较相信自己是建立在理想基础上的事业伙伴，但王石说：‘不可能，你们将来早晚会碰到利益冲突。’”

　　王石的警告没有惊醒六兄弟，他们甚至因为王石对他们兄弟深情的怀疑表示了愤慨。可是王石的预言最终变成了现实。六兄弟终于分家了，一个老大变成了六个老大。

　　冯仑留下来了。万通再不用畏首畏尾、再不用掣肘于兄弟情了。而兄弟情义却因此得以保全了下来，万通15周年的时候，他们在东方君悦酒店重新聚首，大碗喝酒、大声吹牛，挥动着大拳头，玩最无聊的“剪刀石头布”。

　　半条命

　　最初的冯仑因为继承了马鸿模的衣钵，从而拥有了一种彪悍的人生。那时候的冯仑就像是一株疯狂生长、野蛮茁壮的野草，努力顶翻压在他头上的每一块石头。可是他很快就变成了另一个冯仑，因为他只剩下了半条命。他得思考人生中那些有意义的事。

　　他在《野蛮生长》中写道：“14年前，我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红色肿块，被医生诊断成癌症，迅速住进医院，在起初半个月，我每天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……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盘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、我不得不做的事情，开始一二三四排序，这个排序和健康状态时的排序完全不一样。”

　　改变的除了排序外，还有他对生命、生活的态度以及他对这个世界和时代的认知。当他慢慢地从一个儒士一般的商人蜕变为一个崇尚“道法自然”的达观者之后，他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道家人物。他找到了那个久违的他自己。

　　记者：在很多人眼里，像你、像王石这样的人，被当做时代的偶像。你觉得你想成就的那种人，就是现在这种人吗？

　　冯仑：从大的方面来说，我觉得已经实现了年轻时候的一些理想，只是职业不同；因为年轻时候最大的一个理想就是使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意义，使自己的能力能够在工作中提升，而且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。这叫大话，但大话对一个人来说，一生当中，这就叫理想。理想是什么呢？理想是黑暗最尽头的那个光芒。没有这个光芒，人就会在黑暗中死掉；有这个光芒，人才能忍受这个痛苦。这个大话，就是这个光芒，引导你不断去做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觉得目前的工作状态，已经和我当时的想法一致了。但是又有不同——那个时候从来没想过做商人，不是原来想像的职业，但是状态是一样。成为商人是一种偶然，但是已经做了快20年了，就成为人生的一个必然、时代的必然。

　　记者：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实现自我价值？

　　冯仑：就是把自己的能力价值和社会的需要，有一个结合，我觉得这样才能成功。所以我们公司一创办的时候，我们在1992年提出“以天下为己任，以企业为本位，创造财富，完善自我”，这就是我们的理想。虽然我们做企业，但我们也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要求自己。

　　“以天下为己任”，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办企业的奇特目标。冯仑说，这是因为在中国，人读书读多了，总有点士大夫情结。士大夫情结就是“修齐治平”、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等等类似的一些传统精神。

　　记者：一个人怎么样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？

　　冯仑：人经常不成为自己梦想中的自己……你比如阿拉法特要建立巴勒斯坦国。他怎么才能建立？衡量的标准是他建成没有。还有一个标准，就是他为这件事情奋斗了没有？显然按照后一个标准，他实现了他的人生追求；但是按前一个标准，他的理想还有一个差距，他已经做了45年的牺牲。

　　所以，人生实现理想，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，还是要回到那个比喻，就是你在黑暗隧道的中间，如果理想是那个光芒，那么过程就是这个黑暗。你在追到这个光芒之前，实际上都是在黑暗中坚持，去努力，去战胜自己的恐惧。这个过程可以看成是使你自己走向理想、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。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，但他有最大的一个安慰，就是他没有恐惧，因为他看见了光明；而普通人，在没有理想状态的时候，他是被黑暗吓死的。

　　记者：我们假设你在照镜子，那你觉得镜子里面那个人，跟你期望的那个人是不是一个人？

　　冯仑：人对自己的期望有意识分成三种：自觉意识、前意识、潜意识。如果是按照自觉意识来说，人很容易说假话，这就是在主席台上说的话，要顾忌道德、法律和习惯，利害权衡；第二种是喝醉酒的时候说的话，叫前意识，一半是自觉的，一半是不自觉的；梦里面说的话叫潜意识。老说照镜子，要是按照自觉意识来看，人经常会说找到了自己，但人喝酒的时候仍然是很多牢骚，说明他的自觉意识在说谎。人只有在梦里对自己都很高兴的时候，梦里头自己的面孔是安详的，在梦里头是快乐的，这个人才真找到了自己。

　　我比较认为我在第二个层面上也没有说假话，因为我希望自由和自然的状态。现在经过差不多20年的折腾，有相当的自由度，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，可以支配你自己的时间，这就是创业得到的回报。这个代价就是，大概有十多年不自在、不自由，而且承受更多的压力和痛苦的过程。

　　在《野蛮生长》的封底，冯仑写下了一段话：“资本家的工作岗位，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，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，士大夫的精神享受；喜欢坐小车，看小报，听小曲；崇尚学先进，傍大款，走正道。”他说这就是他期望的一种心理状态，也是他最想得到的一种生活。

　　“一个自由、自然、自在、自为，能够结合得很好的生活。自在是一种原始的状态，但自为就是你还有一些自觉的意识，自然就是能够顺着天地和人情的要求脉络去长，自由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这些东西，人其实都需要，不是我一个人，只是我在这方面更顽强地表达和更多地偏好。”他说，“这种状态一般来说，是创业者后来会得到的这个回报。”

　　冯仑知道，财富在某种意义上是用来赎买自由的工具，所以他给自己总结出一种理想状态：第一不算小账；第二不算时间；首席执行官：ceo.icxo.com第三就是没有角色。“上帝就不算是非，他自己是是非标准，所以他很开心，所以大家都要适应他。”他说，“人在这种状态下，其实才是舒服的。”

　　“关键是时间。人有时候很不自由，最多的是变成时间的奴隶，所以人往往是在跟时间较劲：年轻的时候有时间没有财力，中年的时候有财力又往往没有时间，老年了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身体。这玩意儿，永远都不满意。”他说，“这是我觉得现在人生最大的一个痛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