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谏逐客令》
作者:李斯(秦朝)
“臣闻吏议逐客,窃以为过矣!
“昔穆公求士,西取由余於戎,东得百里奚於宛,迎蹇叔於宋,求丕豹、公孙支於晋,此五子者,不产於秦,而穆公用之,并国二十,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,移风易俗,民以殷盛,国以富强,百姓乐用,诸侯亲服,获楚、魏之师,举地千里,至今治强。惠王用张仪之计,拔三川之地,西并巴、蜀,北收上郡,南取汉中,包九夷,制鄢、郢,东据成皋之险,割膏腴之壤,遂散六国之纵,使之西面事秦,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,废穰侯,逐华阳,强公室,杜私门,蚕食诸侯,使秦成帝业。此四君者,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观之,客何负於秦哉!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,疏士而不用,是使国无富利之实,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
“今陛下致昆山之玉,有随、和之宝,垂明月之珠,服太阿之剑,乘纤离之马,建翠凤之旗,树灵鼍之鼓。此数宝者,秦不生一焉,而陛下悦之,何也?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後可,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,犀象之器不为玩好,郑、卫之女不充後宫,而骏马抉提〖“抉提”二字俱应为“马”旁〗不实外厩,江南金锡不为用,西蜀丹青不为采。所以饰後宫、充下陈、娱心意、悦耳目者,必出於秦然後可,则是宛珠之簪、傅玑之珥、阿缟之衣、锦绣之饰不进於前,而随俗雅化、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。夫击瓮叩缶、弹筝搏髀①而歌呼呜呜快耳者,真秦之声也。郑、卫、桑间,韶虞、武象者,异国之乐也。今弃击瓮而就郑、卫,退弹筝而取韶虞,若是者何也?快意当前,适观而已矣。今取人则不然,不问可否,不论曲直,非秦者去,为客者逐。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,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。此非所以跨海内、制诸侯之术也。
“臣闻地广者粟多,国大者人众,兵强则士勇。是以泰山不让土壤,故能成其大;河海不择细流,故能就其深;王者不却众庶,故能明其德。是以地无四方,民无异国,四时充美,鬼神降福,此五帝、三王之所以无敌也。今乃弃黔首②以资敌国,却宾客以业诸侯,使天下之士,退而不敢向西,裹足不入秦,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。
“夫物不产於秦,可宝者多;士不产於秦,而愿忠者众。今逐客以资敌国,损民以益仇,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,求国之无危,不可得也。”
读李斯《谏逐客令》
读李斯谏逐客令
作者:匆匆 阅读:560 时间:2005-4-10
当时,秦王政,因发现郑国是外国派来的捣乱的(可笑的是,弊秦不成,反而使其更强大),而下令逐天下客,当然,这实在是因噎废食之举。于是李斯临行上书。书中列举了秦国历代,使用外来能臣,百里溪、范雎、商鞅、张仪之流,立下了汗马功劳,使秦国从弱小的边塞之国,逐渐强大而成一统天下之势的事实,先用无可争辩的事实,批判了外人无用之说。其后又举秦王用外国之木建造宫室,用外国之珠点缀服饰,用外国之女充陈后宫,用外国之丝为衣为裳,却不用外国之贤才,认为秦王有重财色而轻人才之嫌。从而使秦王政既看清了事实真像,了解了大局,又使其顾忌于公论名声。终于促使嬴政下令废除了逐客令,并使李斯得以重用。
李斯的文章固然精彩,我却没有完全记住,但却从这件事看清了另一件事——秦王嬴政原来并不是人们想像的自大而残暴啊!这件事,和后来王翦征燕的事,可以看出:嬴政也是知人善用,知错能改之人。否则残暴愚蠢的人,早就杀了敢于反对自己的人了!
后来,秦国之所以灭亡,一般都认为是残暴的苛政引起天下不满。其实秦国用苛政,正是因为六国新灭,六国旧民心怀仇恨,六国旧贵族残余能量大,民间多种思想混杂的原因,不得已而为之。秦王也并非好大喜功,要是好大喜功,打匈奴得了,何必筑长城居于守势?想想当时的情况,要是管的松了,今天这儿反一个,明天哪儿又立一国,行吗?秦国之所以灭亡,还是因为六国旧势力不甘心失败,整合反扑,加之人们对秦百年来的仇恨而必灭之而后快的原因。虽着秦和六国最后残余势力在战争中不断消耗殆尽。天下人心思定,对秦仇恨心里得以发泄后,人们也不再希望六国旧势力拼杀,天下又乱。刘邦才会利用这个机会,代表小地方阶级利益,收拾天下人心,给人们一个新的希望,短短五年打败了旧势力的代表人物项羽。完成了封建制度的一次更新蜕变,并因为七国旧势力被肃清,也没有太多人民仇恨问题,才能实行宽松养民的政策,使人们得以生息。从而巩固了国家的基础,以至于延续到几百年后,人们还人心思刘姓正统!
结论:
1、秦王嬴政确实是雄才大略的,不只是靠祖宗基业发家。
2、只有打着正义之名,并得到民心的战争,长能得到真正长久的利益!
读《谏逐客令》读出的困惑
读古代书读出的困惑
读《谏逐客令》读出的困惑
《谏逐客令》的作者是李斯。作《谏逐客令》在先,提焚书建议于后。这两项均为重大建议,均被秦王嬴政和始皇帝嬴政所接受。秦以武力得天下,以武力治天下,首功者当属李斯。“因时推秦,遂得意于海内,斯为谋首。”司马迁在《史记•太史公自序》中做出过如是之评价。《史记》之评价,客观如实。
焚书的过程与意义,本文不做讨论。此处重点讨论的是,《谏逐客令》文内文外的是非善恶。
有《逐客令》才有相反的《谏逐客令》。秦国为何逐客,因为发现了韩国的阴谋——韩国派间谍郑国到秦国修渠,名为兴修水利,实为消耗与牵制秦国的国力,秦王嬴政发现这一阴谋后,下令驱逐全部客卿,即要把在秦国做官的六国人全都赶出去。就事论事,这一政令显然是不对的,因为它犯了因噎废食、以偏概全的错误。政治家、军事家、企业家、科学家要想成就事业,除自身力量外,借助外部力量是必要和必须的。将自力更生绝对化,无异于自杀。嬴政因一个间谍而驱逐全部客卿,无疑是自削臂膀。从这一基点上看,李斯的眼光显然高出嬴政一筹。
书内读书,《谏逐客令》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。它论点明晰,论据无可辩驳,以历史论现实,以大量成功的事例论眼前一事一理。阅读此文,局外人马上能够明白逐客之举实为愚蠢之举,逐客之令实为自残之令。论证方式异常新颖,论文幽默化,论文形象化,文风犀利,言语如箭,箭箭中的。阅读此文,可以使读者马上接受作者的认识,感情立刻会偏向客者一方。“秦之文章,李斯一人。”(《汉文学史纲要•李斯》)鲁迅先生此番评价,言之不虚。
但是,书外读书,马上就可以发现《谏逐客令》的另一面——反文化的一面。《谏逐客令》中只有形而下的利益交换,而没有形而上的道理。一篇美文,可以归纳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狼狈互利规则:大王您只要不赶我走,只要给我官做,我会死心塌地地为您效劳,帮助您夺东西南北之地,取五湖四海之宝,聚天下之美女,采古今之音乐,敛六国之钱财,成一统之霸业。总之,只要大王您重用我,一切悦目的、悦耳的、悦心的、悦口的、悦身的东西,只要大王喜欢,我都可以想尽一切办法满足您。至于道啊,德啊,人民啊,规矩啊,是非善恶啊,咱们可以统统不管不顾。纵看《谏逐客令》全文,横看《谏逐客令》全文,无论如何也找不到“善不善”、“该不该”的价值判断标准,通篇只有“你先满足我,我再满足你”的条件与交换。
反动于元文化的文化由此而生。李斯的主张,在中华元文化中找不到任何理论依据。与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相比,《谏逐客令》有三个明显反动之处:其一,动乱取代了和谐。以八卦为起点的中华元文化其精髓在于和谐——阴阳和谐、天人和谐、男女和谐、夫妻和谐、家庭和谐,最终目标是天下和谐即天下和平。在《尚书》开篇之作《尧典》里,论九族关系时,结论在一个“睦”字上,论万邦关系时,结论在“协和”二字上。在《周易•彖传》中,出现了“万国咸宁”、“天下和平”的最高目标。中华元文化中的理是和谐之理,而《谏逐客令》中只有按照欲望在四处挑起动乱的毫不掩饰的宣言。
其二,“有力”取代了“有道”。 中华先贤清楚地认识了这样一条道理:战争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,但是战争的立足点在一个“正”字上,即战争必须是正义之战。如《师》卦所言:“师,众也。贞,正也。能以众正,可以王矣。”《尚书》记载了两种战争,一种是中原民族与外族的战争,一种是民族内部的革命战争。苗族与中央对抗,舜、禹征伐时以武力为基础采取了文德教化,使苗族诚心悦服于中央。商汤与武王发动革命战争有两个重要支点:一是天道,二是民心。“有道”是发动战争的前提。《谏逐客令》中所歌颂的秦之历代战争,讲究的是“有力”——能力与实力。有力就可以发动战争,根本不用顾及什么“正”与不“正”、“有道”与“无道”。
其三,胜利者取代了得道者。李斯之前、法家之外的人物如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庄子,他们尊重的是得道的贤者,无道的胜利者在儒家、道家、墨家文化里是被鄙视的人物。孟子的一句“春秋无义战”,否定了所有的胜利者。在《谏逐客令》这里,尊崇的不是得道者,而只是胜利者。在李斯这里,在法家文化里,胜利者的主张就是道,胜利者就是得道者。
李斯最后的结局是“腰斩咸阳市”,而且株连了全家与“三族”之内的亲人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行刑前李斯与儿子抱头痛哭,最大的欲望不再是做官而是回家乡到郊外打兔子。从害天下开始,到害自身自家告终,从李斯到“四人帮”,讲法不讲道的人物下场大都如此。
笔者此处困惑的是,会写文章的人为什么不明白这些根本道理呢?为什么会为了一己之私而紧跟残暴的君王呢?法家之外的儒家、道家、墨家游说君王时,是按照天道民心说话的,他们对君王说的是“应该这样”与“不应该那样”;法家人物游说君王时,是按照君王的喜好说话的,他们对君王说的是“我可以为您做这样,也可以为您做那样”,这一根本性区别,后世区分开了吗?对照秦汉到满清的实际,历代皇帝“独尊”的到底是“儒术”还是“法术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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